2017年5月19日（周五）下午2点，在9455澳门新葡萄娱乐大厅427教室，来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陈玉聃副教授就“国际关系中的音乐：建构认同、服务外交与促进和平”这一主题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并与音院副院长康瑞军教授等师生展开了讨论。  

  陈玉聃，1999-2009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就读，相继获得学士、博士学位，其间于2007-2008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进行访问研究；2011-2012年在瑞典隆德大学进行访问研究。他以国际关系思想史,文化和国际关系为主要研究方向。曾发表了：“跨学科交流推动中国世界主义研究”、“‘中国性’与中国的‘世界观’”、“国际关系中的音乐与权力”、“文化与国际关系：微观研究视角之思”、“音乐的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文化视角”等文章。

讲座一开始，陈玉聃老师幽默地调侃自己在音乐方面是“围观的吃瓜群众”，表示是受到政治思想的启发才将音乐与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研究，他认为音乐在人类社会中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音乐有广度、有深度、有共鸣，然后他进一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概括了音乐的特点：1、表达上的抽象性，《诗经》中所介绍的“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我们可以靠音乐表达，但相应的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往往更加精准；2、形式上的跨国性，不管是哪个国家音乐总是由一定的音高节奏组成，但这也相应的带来一些问题，在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中，很难用一种音乐来精确表达一个国家的形象，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代表匈牙利形象的恰尔达斯舞曲，但其实这首曲子是意大利小提琴家维托里奥·蒙蒂所作，所以在外交中就很难界定是对哪个国家的宣传；3、文化上的社会功能性，如婚礼进行曲、各种各样的爱国歌曲、校歌等等，但正因为音乐有着各种各样的功能性的作用它往往会与权利相互关系，比如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流通常以古典音乐精英文化High Culture，民间的交流往往用流行音乐Lower（Popular）Culture，而在国际关系中一些破坏性的往往就是摇滚音乐，比如对于柏林墙的倒塌在某种意义上摇滚音乐有一定促进作用。

接着陈玉聃老师为大家讲述了国际关系中音乐的三大作用：1、建构认同，这主要是国家层面的构建作用。他首先引入了“音乐构筑一个软的边界”这一概念，重点介绍了国歌反复的内化确立国民身份、体现和构建国家属性、展现国家历史关键时刻的作用，还推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书中提到‘无论它的歌词多么陈腐，曲调多么平庸，在唱国歌的行动当中却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然后指出英国的威风凛凛进行曲，从它的歌词“希望与荣耀之地、一个强大的国家、你的帝国将越来越强大、坚定的信仰和自由……”中可以看出这首歌其实是很强的政治化歌曲。2、服务外交，这是国家层面因果作用。在十七十八世纪，文化与传统外交中主要是王公贵族的高雅宫廷文化；职业的外交家还有国家层次精英阶层的文化与常规外交主要是民族音乐；普通民众主要是通过流行音乐来进行的文化与广义外交。而国家常常通过音乐来宣传自己一般性的形象，比如在冷战时期的苏联一直打压先锋派肖斯塔科维奇，主要是因为苏联的一般形象是古典音乐，而美国则是先锋形象，大力推广代表自由的爵士乐。3、促进和平，这是国际层面的作用。其中单一事件有卡萨尔斯白鸟之歌，组织化方式有西东合集交响乐团等都致力于和平。

最后康瑞军老师对陈玉聃精彩的讲座做了总结，我校多名同学也就如何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外在的含义约定音乐内在规定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次讲座最终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