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1日上午10点，上海师范大学9455澳门新葡萄娱乐大厅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孙红杰博士来访我院，作为主讲嘉宾参加了“陆华柏音乐沙龙”第四期活动。本期沙龙的主题为“音乐文献如何翻译？”，来自钢琴系、音乐学系、器乐系等师生3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本次沙龙由康瑞军副院长主持。
在主讲板块，孙红杰博士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讲授：
一、我们为何要研读外文文献？
孙教授认为，学术语境的日趋国际化需要我们扩展学术视野，更好地掌握特定论题的研究现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问题往往也有令人敬佩的学术积累，这些学术资源会成为我们研究中的重要辅助。同时，研读外文文献可在多层面获得帮助。
二、为何要翻译外文文献?
孙老师认为，翻译是精读外语文献的最佳途径，了解外国学者写作思路也可使读者受益良多，既“引入新知”，又“开启新思”，有助于领略顶尖学者的学术风范和“生态景观”，继而培育出更多原创性论题。
三、系统化翻译外文经典文献有何特殊意义？
系统化翻译、引进音乐学科的经典外文论著，可以使单个选题之间有更宏观更深层的支撑，也可以更好地兼顾音乐生活和学科建设的多方面需求，也方便读者检索和利用。
随后，孙红杰教授对其担任主编并正在陆续推出的“俄耳甫斯音乐译丛”的基本定位、近期规划、选题规划、当前进展、组织实施等多个方面做了详细介绍，从而使在座师生对近期学术圈热议的保罗·亨利·朗的文集《音乐学与音乐表演》等译著，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
在沙龙的第二板块，在座师生（包括一年级的研究生新生同学）对孙老师讲述的学术议题，展开了热烈的问答和讨论。以下为现场提问实录（Q=question问; A=answer答）：
Q1（徐玲老师）:如何看待中国音乐文化在西方理论学界研究的现状？中国学者在研究西方音乐角度也不同，如何让西方学者觉得中国对外国音乐文化的研究也是比较新颖的？
A1：西方研究中国音乐的学者不是非常多，但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非常多。外国学者站在一个特殊的角度可以向我们提供许多新思路。中国学者在外国读博士因为文化、语言的差异，也往往选择研究西方近代或者与中国相关的问题，纯粹研究西方的音乐问题也是比较少的。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成果消化吸收还不够，进行对话能力还需再做提升。
Q2:是否有来自外国语学院的人士参与您的研究和丛书翻译工作？
A2:有的。外语专业的译者有一些是从小学习音乐，他们有一定的音乐素养，也会加入到我们的研究当中。
关于这个问题，老师们展开了一系列讨论。陈永教授认为，目前来说，部分年龄较大的学者在研究中会有掌握外文文献方面的局限性，反而青年学者拥有技术又有创新意识，英语水平也有所提高，因此也需要虚心向青年学者学习鼓励扶持青年学者的发展。
康瑞军教授说，在我院开设的《音乐史学概论》研究生课程中，一直倡导和要求让理论专业学生学习翻译外文文献，这样一方面了解国外的中国音乐研究现状，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旨在引导学生学习外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写作角度及写作方法，这对学生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Q3:对于诸如“articulation”这样的音乐专有名词的问题，不同翻译版本有不同的表述，或者不同时代的译本有不一样的理解，对此作为学生，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该如何取舍?
A3：译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非常多的版本。使用既有译名要先做考量，翻译不错的术语尽量延续。如果有更好的版本，也可稍作修改。对于错误性的翻译，就要做正确的修改。有的专有名词的的翻译也要根据情境语境进行翻译，不可机械地使用一个翻译。
Q4：如何看待音乐家在中西方音乐史上的地位？
A4：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音乐在中国的地位并不低，只是音乐家的地位相对比较低。在西方，音乐家的地位也有所不同，音乐理论家的地位比较高，但是技术类的音乐家地位就比较低。关于这个问题，保罗亨利朗的经典名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以及国内的学者如项阳教授的《山西乐户研究》等著作，都有详细的讨论。
Q5：由于语言、语序的习惯问题，有时候我们无法理解外文文献中作者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如何提高对外文文献观点的敏锐度？
A:应该大量阅读，只有了解作者的写作语境，建立一种语感，深入了解相关前沿讨论，才能帮助你真正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具体东西。
Q6:如何选择翻译的版本？有无特定的标准，除了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翻译著作，我们表演专业老师在面对新版的专业书籍时，有无选择取舍的一些经验之谈？
A6:这个话题在当下很有紧迫感，在选择翻译书籍的时候尽量选择有高水平审校者把关的作品，有一些翻译作品是英语专业的音乐爱好者翻译的，有很多错误，所以尽量选择有学术把关的书籍。
沙龙最后，我院参加此次沙龙活动的我院教师与孙红杰教授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