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刘圆琦 摄影：龚道远、刘圆琦）
2018年4月20日上午10：00，由刘桂腾老师主讲的“走进田野”系列讲座：田野数据采集方法第三讲，在华中师范大学9455澳门新葡萄娱乐大厅323教室进行。
在正式开讲之前，刘老师首先表示自己关于这个系列的讲座，已有三年的讲课经历。刘老师表示这次是以新的讲座版本在华中师范大学“开卷”，希望同学们来“批卷”，对其讲课提出改进的意见。
第三讲的主要内容第一个部分是采集方法，刘老师认为，这一部分，是最基本的东西，是这个学科人必备的技能。就像走路一样，不好好走肯定跑不起来。第二部分是影像民族志的基本类型，刘老师表示，根据民族志的取向，影响民族志类型分为民族志影片和文献纪录片两类。走进田野部分，有几个例子来演示作为事实记录的影视文本和作为学术表达的影视文本两类的影视文本。影视文本不是一个独立的，也可以作为学术表达的工具。
一、采集方法
刘老师推荐了一款PXW-FS5K的高清摄录一体机，提到其小型、轻便、具有一定专业的硬件设置的特点。根据实际的经验，这款摄像机手柄的位置和一般的位置不一样，适合低角度的拍摄。刘老师随后提到了这款机器还有一个手持的配件，恨适合高角度的拍摄。对于租设备，第一天租用容易手忙脚乱，最好提前调试好。
随后刘老师分享了一段自己和团队去田野的经历，其中爬山的一段艰难的经历的分享让人很有代入感，并感慨田野调查的不易。刘老师表示，在仪式过程中，有动态变化难找到固定点摄像的时候，可以跟随拍摄，跟随拍摄还让人有一种真实感。当然，要是需要定点拍摄还是要定点拍摄。
下一步刘老师提到的就是便携无线发射器和接收器、便携监视器、三脚架和两款摄像机，并提到这些设备的使用在实际情况下很实用。在提到枪式麦克的时候，说到有一个无线发射器，这个东西可以让麦克风精简音频线从而获得更自由的活动空间。对于录音的时候线摩擦的声音，可以使用扎头发的橡皮筋把线绑在杆子上来避免杂音。
对于技术标准，刘老师也列出了一张图，现在视频的清晰度已经最高到了4k，4k的分辨路是4096*2160。两个数字分别表示水平像素和垂直像素，并对制式等相关的技术标准信息对各位做了一个讲解。随着数字化的发展，现在很多东西都可以兼容，但是因为有可能会碰到历史档案，所以对于制式还是需要有了解。
在仪式过程的拍摄中，要记录对象，包括表演者、参与者、旁观者的行为（表情/自述/互动）；备祭中仪式的准备行为（器具准备、设灶、宰牲、贡品制作等）；仪式进行中的行为和仪式结束后的行为。对于仪式准备行为，不要问当地人几点钟开始，而是做好随时开始的准备。拍摄过程抓拍为主，摆拍为辅助。中远景为主，近景为辅。
关于仪式环境，需要拍摄的有室内（包括神堂、祭坛）和室外（祭场、房屋全貌）还有周边（村落、自然环境、生产工具、经济作物）。拍摄环境，应尽量使用三脚架以固定机位拍摄，推拉景物，将环境尽量全面地收入画面中。随后刘老师播放了一段自己的关于达喀尔萨满的祭祀仪式相关影片的片头来展示其拍摄的效果。
对于拍摄，场记也很重要，场记的内容包括片名、拍摄地点、起始结束实践、长度、拍摄内容、表演者和备注。对于影像的后期处理，有四个部分：数据导入、镜头分类（仪式过程、场景、人物特写）、分轨编辑、技术处理（字幕/调光/调色/音量平衡/输出）。
二、影像民族志的基本类型
这一部分，刘老师从讲解蒙太奇这样一个影视上常用的手法引入。蒙太奇是一种对时间和空间的打乱，但在民族志中不提倡蒙太奇的手法，应该尽量使用长镜头。影像民族志的类型分为两种，一种是民族志影片，在这一类当中，制作人的名称就是“导演”。另外一种是文献纪录片，一般称制作人为“调查人”。这一类也有两个下属分类，其中一个是“作为事实记录的影视文本”，另一个是“作为学术表达的影视文本”。文献纪录片应保持“长镜头”的特性，民族志影片则用影视创作手段组合素材，克制使用蒙太奇，民族志影片有文化传播功能。刘老师随后介绍了几部经典的民族志影片：《北方的那努克》、《阿希克：最后的游吟》、拉什则》等。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有同学问到，文献纪录片和民族志影片的区别是不是只在于打乱了时间和空间。刘老师从拍摄和后期制作这个角度来回答，表示拍摄的时候是客观的记录，呈现出什么样的作品在于后期的剪辑。刘老师表示他所在的团队做完的成品把每个人负责的表都有呈现，并表示在拍摄上，不能以某种脚本或者主题来进行安排拍摄。前期采集的时候依然要保持原样的记录。仪式进行过程中是怎样还是怎样。
这位同学又问到，从刚刚刘老师播放的片子当中，有看到慢动作和同一时间顺序下不同机位画面的选择。那么选择其中一个机位呈现是否就遗漏了另一个机位的信息，这样的选择该如何权衡。刘老师回答说，这涉及到一个学术道德的问题，表示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需要自己来掌握，绝对的标准很难说。为了让画面吸引人，也确实使用了像慢镜头的方法。取向还是记录为主，这位同学担心的同样是自己担心的。回答完了之后刘老师夸道：这个问题非常好！
另一位同学向刘老师提问：我们作为研究生常在个人研究中没有课题和团队，但是在一场仪式中需要担任各个分工的角色，所有事情一个人做，想问下您是否能分享一下能让这个过程更有条理的经验呢？
刘老师说，他一开始也是这样，随着条件具备情况就有变化。刘老师说自己有张手里一个摄像机、一个录音笔、一手一个的样子的照片。最好的办法，有一个老师常自己作战，这位老师更有经验。拍摄下来的东西应该具有文献价值，假如没有这样好的条件，就因人而异。建议这位同学带一个架子，可以“解放一只手”。镜头是学者的眼睛，对于拍摄下来的素材，应该自己剪辑，不要请人来给自己剪辑。并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当然，对于复杂的仪式拍摄，还是需要多个人拍摄。每个视角拍摄也需要有一些变化。
吴院长对刘老师的精彩讲座总结道：不难看出，在刘老师田野工作上的每一个看似简单的选择上，都蕴含着学术理念的支撑。每一个选择，都给听众留下了许多思考的空间。田野中视角的主体是谁？体现的学术理念又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思索的内容。我们就视角是客观的还是非客观的，可以提出很多的问题。音乐所在的“场域”和与音乐相关的社会、国家、文化等关联，或多或少可以在片子当中有所体现，对于这些不同的因素呈现也同样贯穿了刘老师的三场讲座。对于在“田野”的现场拍下来的素材，应该如何去处理，最终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刘桂腾老师提供了一系列实用并且具有深刻学术思想内涵的方法指导。
著名的社会学家艾尔·巴比认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只有部分是直接通过个人研究或个人经验，大部分则是来自他人告知的约定俗成的知识，这些约定俗成的真实，既可以帮助也可能阻碍我们自己亲手去发掘真实。
用镜头等现代化设备去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是收集一手资料、亲手去发掘的过程。这也可以使研究者暂时离开已有的某种知识框架而作为参与到“现场”的一个个体来获取体验和信息。以一个独立的、有学术理念指导的视角来记录现场所发生的事情。或许只有通过对自身和他者具有一定的了解但又不让这种了解去先入为主地主导自己的思想来进行田野调查，才能达到刘老师说的“我与他者虽似曾相识，却若初见”的境界吧。而究竟该以怎样一种状态和预期来进入“田野”，也是在每位研究者实地考察之前必须思考的内容。
